诗论文,缓和了田氏与十三家的仇怨。
及至西南兵败,文安之听到滇土尽失,西南边陲易帜。永历逃入缅甸的消息后,沉痛地感到“收蜀以迎跸”的愿望断难实现,忧愤致病,“薨于军中”。
容美土司田甘霖得知其殉难后,饱含悲痛写下了《哭文相国时困巴东作》:炎海瘴江几度深,君恩未报却相侵。经论漫措擎天手,慷慨孤悬夹目心。虎豹重关何处觅,啸吟多句独堪钦!可怜杜宇春来恨。啼向愁人泪满襟。表达了对友人的崇敬与同情,同时也倾诉了自己的家国之痛。
文安之是有明自天启迄永历的“历朝人望”。这无庸讳言。作为南明统治集团中的上层人物,他同抗清农民军首领在“扶明”与“联明”的wenti上,无疑存有分歧观念。但他的独到之处是在民族矛盾上升时期悉心鉴衡,能与农民军求同存异,并能联合这些武装坚持抗清斗争,足以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。
文安之说过:“予惟旧史。得纪新勋”,要以“立德、立言、立功”来自勉。他在高度爱国热忱的支配下,能够体察民意,见危受命,身居抗清第一线。与农民军风雨同舟达十余年之久,虽屡受挫折而矢志不移,近于垂垂暮年而壮心不已,为恢复河山鞠躬尽瘁,为实践“三立”的诺言直到以身殉职,的确无愧为南明的有勋之臣。
由于文安之的卓然工作,很多土家族的头renmen尊称文安之为“文国相”,并乐意筹办军饷。同时,文安之也帮助农民军克服了流寇主义,惨淡经营之下,能以贫瘠的巴巫山区作为抗清根据地,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,固然是农民军艰苦奋战的结果,但与文安之的精心调度也是分不开的。
而历史上,文安之死后,川、鄂边境的抗清组织再度失去了统一指挥。如果他仍健在的话,在清军的“会剿”之下,十三家应该能够联合、协同作战,虽然不敢说能要破清廷的会剿,却会给清军造成更大的损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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